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陷入停擺，特別是近幾年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但危機就是轉機，此時也是讓亞太各國政府、企業思考該如何以更永續的方式經營、發展的最佳時機。
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人數已突破250萬人，許多城市宣布封城、企業員工在家工作，當工廠、汽、機車不再冒煙，人們減少經濟活動，地球也因此獲得了喘息。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簡稱亞太經社會，ESCAP）2020年4月發布《2020年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調查》年度報告指出，在過去的20年，經濟快速發展使10億人擺脫了極度貧困（主要是在中國和印度），但也付出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除了收入不平等擴大，溫室氣體排放和污染也加劇。該調查指出，2020年亞太發展中經濟體的成長預計將顯著放緩。聯合國副秘書長兼亞太經社會執行秘書長阿里沙赫巴納（Armida Salsiah Alisjahbana）在modern diplomacy上發表文章表示，過去的經濟成長路徑帶給人類和地球沉重的代價，「這次疫情大流行提供了一個機會：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成長路徑。」
根據亞太經社會針對落實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的最新評估，若不改變目前的經濟活動模式，亞太地區在2030年前實現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上，將沒有一項會朝正面發展。亞太地區出現環境目標倒退，退步最嚴重的是目標12：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阿里沙赫巴納指出，亞太區的物質繁榮是因為密集使用資源。他說，「亞太地區在全球100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占了97個、10個最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中占了5個。」他表示，能理解經濟決策的重點是實現成長最大化，以減少貧困和創造就業。但當成長方式長期破壞其永續性時，便需要對此提出質疑。正如此刻，人類正在為一場全球性的公衛危機付出代價。
那我們該怎麼做？調查中提出一項經濟轉型的建議：人類應該要轉變生產和消費的模式，這是所有經濟活動的核心。也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我們給後代留下健康的地球。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生產和消費的方式，調查提到，需要與地球福祉有關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包含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皆接受並採納「一切不再照常」的想法。例如，政策制定者不應忽視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應在每一項決策中都納入社會包容和環境永續性的經濟刺激方案。該調查更敦促亞太各國政府將永續納入政策制定和實施、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支持金融「綠化」。因為，目前亞太地區每年仍持續為石化產業提供價值約2,400億美元（約7.2兆台幣）的補貼，而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仍保持在約1,500億美元（約4.5兆台幣）。
阿里沙赫巴納認為，企業可以通過投資分析和決策，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因素納入考慮以整合永續性。他說，碳定價是減少排放和減輕氣候相關風險的關鍵工具；至於在共享經濟和循環經濟這種新興永續商業模式方面，亞太地區已處於領先地位。
除了政府、企業，消費者也必須明白轉為永續生活的重要性，「這須從提升消費者意識開始，也就是每一個選擇都會對人類和地球產生影響。政府須透過積極的鼓勵措施、建議和產品的生態標籤，才可能在鼓勵責任消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說。「好消息是，我們有可能可以應對這些挑戰，並將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目標與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的目標結合起來，」阿里沙赫巴納說。
隨著新冠肺炎讓經濟活動停擺，調查中提到，為維持亞太地區的物質和經濟福祉而進行大膽的投資勢在必行，並建議政策制定者保護該地區的經濟健康，要採取措施支持受影響的企業和家庭，防止經濟危機蔓延。為了解決疫情在亞太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問題，該調查也要求到2030年前，每年增加8.8億美元的醫療緊急支出。因為財政支持對於增強醫療人員監測疫情傳播和照顧受感染者的能力至關重要。亞太經社會還呼籲亞太國家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區域醫療應急基金。
考慮到我們生活在國際界線日益模糊的地球村，阿里沙赫巴納進一步指出，整合永續發展也需要國際合作。亞太各國政府需要協調其氣候行動，特別是制定與氣候相關的標準和政策。因為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其實也面臨著巨大損失的風險，而現在正是發展的關鍵時期。
阿里沙赫巴納認為，亞太地區經濟轉型的下一階段應該更加永續，更清潔的生產方式，更少依賴物質的生活方式。
4月底在台灣，首次有超過100位分別來自海洋、地理、大氣、生科等不同領域科學家站出來，連署呼籲國人正視氣候緊急狀態的事實，也呼應2019年11月《生物科學》期刊刊登的〈世界科學家們的氣候緊急狀態警告〉一文。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計畫主持人、台大國發所教授，同時也是連署發起人周桂田認為，這次的疫情是檢視人類行為的好機會，台灣應該要提出積極的氣候路徑，盡國際社會責任，「如果和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氣候變遷不會只是短期，真的氣候災害來的時候可能就是長期的。」他說，政府應該用清晰的政策藍圖，來回應國際的氣候變遷責任。周桂田建議，台灣的產業政策需要調整，「我們有非常多高耗能、高排碳的產業，這勢必要調整，因為它牽涉到我們未來的競爭力。」他舉例，歐盟正在研擬碳關稅，「高排碳產品將會進不去，且因為歐盟將計國家排碳總量，所以這會變成一個貿易障礙。」再來就是全世界都在談再生能源，不少大企業也加入鼓勵企業在2050前全部用綠電的組織RE100，「台灣企業會面臨的，是市場會要求你用愈來愈多綠電，但如果台灣能夠在轉型上把燃煤電廠或是燃氣慢慢轉型到更多的再生能源，我們的這個碳排也會減少，」因此台灣應該要積極加強綠能建設。
周桂田強調，世界各國都在談的「綠色紓困」，目的是要強化清潔能源、智慧基礎建設。在台灣，經濟部也在幫傳統產業提升能源效率的轉換，「像是只要用一個數位盒子，就可以從11條生產線，變成6條，但生產更多樣、更彈性，而且能源效率也節省，台灣廠商要趕快用這樣的架構。」過去政府有很多補貼，周桂田認為，可以把補貼的能量轉換到節能、能源和效率方面，幫助企業更有競爭力。周桂田進一步指出，國內時常在談的「五缺」是錯誤的議題，「這種低價的水電、勞工根本不符合國際發展趨勢，到2025年台灣會進入超高齡社會，價格這麼低，人才不會想要來台灣，這就是整體配套的問題。」這也是他一再強調「減碳不會只有減碳的問題，也包含到整體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
此外，原本3月各界還擔心2015年推出的溫室氣體管理法訂定「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2005年減碳2%」的目標會跳票，結果因為新冠肺炎讓經濟活動停擺，反而提前達標。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晃雄便提醒，依據過去大蕭條、金融風暴的經驗，碳排雖然會暫時減少，但疫情一過馬上會恢復、甚至暴增，他希望台灣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學教訓。許晃雄指出，溫管法關於氣候變遷的部分只有不到一句話，所以政府各部門會不知道怎麼做、沒有具體落實的作為，加上目前負責的單位只有環保署，推動減碳的力道不夠。他以英國氣候變遷法為例，該法規範所有跟氣候變遷有關的層面，包括研究、調適政策、能源發展，因此各部會都會配合，「英國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沒有政府官員、NGO，全部是專家學者，過去幾年給了約30個具體建議，幾乎每一個建議政府都接受、落實，所以英國最近幾年的減碳成果非常好。」
但許晃雄也認為，要另外立一個法難度更高，最近有立委在推動將溫管法變成專章，他認為這是很大的一步，接下來便是如何把專章訂得更全面，並且有具體的措施跟作為的要求，「時程、金額要定下來、哪些單位要配合運作，都要規範的非常清楚，可以參考國外的氣候變遷法來規範專章。」更完整的法律能夠加強政府推動減碳的力道，台灣才更有可能在疫情過後、經濟開始復甦時，繼續堅定地朝著減碳、永續的目標前進。
世界銀行也提供了一個清單，參考過去的經驗，提供給各國政府在疫情復甦後，做決策時能朝向更永續的發展。
從短期來看，有3個主要考慮的面向：
•創造就業：著重在投入每一塊錢後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數量、創造的就業機會類型和受益者、以及所需的技能是否與當地勞動力現有的技能相互配合。
•促進經濟活動：關注每種干預措施所能產生的經濟乘數效應、專案能否直接替代減少的需求，以及對進口水準或國家貿易收支的影響。
•及時性與風險：評估專案在短期內能否產生刺激和就業效益，這些效益即使在當地重新實行隔離措施的情況下，是否依舊持久。
長期而言，則必須從3個不同面向支持國家：
•長期成長潛力：關注其對人力、自然和物質資本的影響。例如，有些項目透過培育未來的技能和促進人民健康，更有利於改善人力資本，尤其是如果能夠減少空氣和水污染，或改善飲用水供應。另一些專案則可能推廣運用效率更高的技術，提供重要的公共建設，例如現代的能源或衛生設備、或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像是阻礙長期成長的扭曲性補貼。
•抵禦未來衝擊的韌性：採取干預措施以建立社會和經濟抵禦外部衝擊和復甦的能力，例如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以及其他形式的自然災害和未來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
•去碳化和永續成長軌道：採取措施支持和推廣綠色技術，例如促進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使用的電網投資，或者植樹造林、景觀和流域恢復與管理等低技術選擇方案。特別重要的是，要確保經濟刺激方案的投資不會在未來數十年對經濟造成大量擱淺資產成本，例如把賭注押在快被淘汰的技術上，或者專案選址在高風險洪氾區內。
儘管各國目前頭號任務是對抗病毒，但除了防疫要「超前部署」，也需要對疫情過後的經濟復甦提早準備，更該將永續發展納入考量，避免因過去習慣的經濟活動模式，反而造成「人為的」天災，喪失更多寶貴的生命。
資料來源： CSR@天下